教宗良十四世
论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的位格
2026年5月15日

非官方中文译本。

导言

人类由天主所创造，具有崇高的尊严，今日正面对一个关键抉择：是建造一座新的巴贝耳塔，还是建设一座天主与人类共同居住的城。每一代人都承受塑造自身时代的使命，引导历史成为一个守护每一个人尊严、促进正义、使兄弟情谊成为可能的地方。然而，每一个时代也都有制造一个不合人性、更加不义世界的危险。每当人类有损害其真实身份之虞时，我们基督徒便举目仰望降生成人的天主，深知“唯有在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中，人的奥迹才真正得到光照。”1 在耶稣基督内，这具有崇高尊严的人性成为道路、真理、生命，为我们每一个人开启迈向圆满的道路。

我们建立在基督这块活石之上，经验圣神有力而奥妙的行动；我们相信，凡真实的人类努力，若为善而与圣神合作，必蒙我们天父的祝福；我们也把希望寄托在祂内。因此，我们能够勤勉参与一切建设更正义世界的行动，并能召叫他人共同促进每一个人的全人发展。我们愿意同我们时代的所有男女展开对话；我们与他们共同分担人类的事件、问题与愿望。2 我们也与他们一同寻求新的道路，以服务公益，并促进人人享有合乎尊严的生活。事实上，向对话开放，是教会圣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教会在基督内被建立为“与天主共融并使全人类合一的圣事”，3 她承认历史正是福音挑战并指引人类经验的场所。

本着这一精神，教宗良十三世于1891年发表了他的通谕 Rerum Novarum；今年我们怀着深切感恩，纪念这道通谕颁布一百三十五周年。借着这份文件，我敬爱的前任推动了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省；这反省如今被称为“教会社会训导”。当有人反对说，教会不应把精力耗费在世俗事务上，而应专注于传达永生的信息时，良十三世以现实而明智的态度回应说，宣讲福音不能忽视人的具体生活。4 自那时以来，许多年代已经过去；教会训导、牧者、神学家和信友，继续在福音光照下反省社会问题。今天，教会社会训导是一份智慧的遗产；我们在其中找到思想的原则、分辨和判断的准则，以及行动的具体指引。它建立在圣经与圣传之上，并与各门科学对话，帮助我们清楚诠释当下的挑战，辨明适当道路，使我们能以喜乐之心服务世界，并作出清楚的基督徒见证。它不是一套僵死的概念，而是一部活生生的真理 corpus，守护并诠释人类走向圆满而正义生活的圣召。因此，我愿把自己的声音加入这活的传统，并祈求智慧之神相助；祂自世界之初便居于其中（参 箴 8:22-31）。

我们时代的 res novae

良十三世在他的时代谈论“新事物”（rerum novarum）；今天，我们不能只限于重复他那富有洞见的教导。相反，我们必须向天主祈求智慧，好能诠释我们时代的重大趋势，特别是科技进步。近年，数字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正在多么迅速而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科技本身不应被视为与人类敌对的力量。相反，自起初以来，它就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是“一种深具人性的现实，与人的自主和自由相连”。5 数百年来，科技发展显着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同时，每一个进步阶段也都显示出工具的暧昧性：若不导向善，它们便可能造成伤害。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处境。新兴科技的力量与普及，已经交织进日常生活的结构之中，塑造决策过程，并深刻影响集体想象：“人类从未对自身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6 新科技开启了一个地平线，延伸向可以想象却尚不能完全预见的方向。这使我们更难评估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对个人尊严和公益可能造成的长远后果。

如今，我们有责任以清明的思想和负责任的态度，面对我们时代的挑战。我们有必要建立适当的规管工具，能够维护正义，并遏制科技权力所造成的扭曲效果。然而，问题并不限于规管。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警醒我们的，我们必须现实地自问：今天是谁掌握这种权力，又如何使用这种权力：“也必须承认，核能、生物科技、信息科技、我们对自身 DNA 的认识，以及我们所取得的许多其他能力……使拥有这些知识，尤其是拥有经济资源来运用这些能力的人，对整个人类和整个世界取得了惊人的支配力。”7 过去，引导和指挥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国家的职责。然而今天，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是私人机构，且往往是跨国主体；他们拥有的资源和介入能力，超过许多政府。于是，科技权力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主要属于“私人”的面貌；这使我们更难分辨、治理，并引导这种权力走向公益。

因此，有必要开启一个共同分辨的过程，以辨明正在发生的转变，其精神与文化根源何在。若我们只关注偶发事件，便有危险让接连不断的危机决定我们前行的方向。我们正经历一个急速过渡的阶段，一个“时代的转变”；在其中，有些人竞逐新科技的未来，有些人致力于反省此事，而大多数人则在观望等待，从远处观察，只是盼望事情会有好的结果。也正因如此，若干关键问题正迫使我们的良心作出回应，并且再也不能回避：我们将往何处去？我们愿把自己导向什么目标？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人类共同体，我们应选择什么方向？

两个圣经图像

为回答这些问题，并分辨如何以负责任的方式航行于人工智能时代，我愿请大家忆起圣经中的两个场景：建造巴贝耳塔（参 创 11:1-9）和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参 厄下 2–6）。巴贝耳塔的故事出现在《创世纪》中，位于人类起源之处，紧接着诺厄众子的族谱之后。人们在史纳尔地方的一片平原定居之后，决定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摩天”（创 11:4）。他们害怕分散到全地，便试图为自己确保稳定与权力，尤其要为自己“立名”。这是一项令人瞩目的工程：一种语言，一种技术，一个方向。然而，这计划隐藏着深刻的危险。它是一个不参照天主而构想出来的计划，由一种消除差异的整齐划一所支撑；它选择同质化，而不是共融。当一座城建立在骄傲和自足的主张之上时，沟通便会破裂，语言便会混乱，人们便不再彼此了解。其结果不是合一，而是分散。因此，巴贝耳揭示了任何努力的限度：无论它多么宏大，只要出于自我肯定，为效率牺牲人的尊严，并企图在没有天主祝福的情况下抵达天上，终必受限。

《厄斯德拉下》一书则展开于古代以色列历史中一个极其脆弱的时期。巴比伦充军之后，一部分人民返回耶路撒冷，但城仍在废墟之中，城墙倒塌，城门被焚（参阅 厄下 1–2）。乃赫米雅是服事波斯王阿塔薛西斯的犹太人，他听闻祖先之城的惨状。行动之前，他禁食、祈祷，并为人民转求。随后，他请求君王准许他返回耶路撒冷；抵达之后，他默默察看被毁之处。他并没有自上而下强加解决办法。他召集各家族，把城墙的一段分派给他们重建，聆听他们的忧虑，协调他们的努力，并应对各种反对。叙事显示，这座城的重生，并非出于一人的倡议，而是出于众人的共同责任：男人、女人、司祭、工匠、家长和青年人都各尽其分。这是一项以天主为中心的事业；它在以石头重建以前，先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古代耶路撒冷重新发现一种共同语言——这不是整齐划一的语言，而是共融的语言，也就是当每一个人承担自己的角色，并承认自己的力量来自主时所产生的和谐。

在这两幅图像的光照下，圣神今天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省思自己与科技以及持续推进的数字革命之间的关系。科学发现是托付给人类的塔冷通，为使其结出果实（参阅 玛 25:14-30）。科技有能力医治、连接、教育，并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但它也可能分裂、排斥，并产生新的不义形式。抽象而言，科技本身并不是人类问题的答案，正如它也并非本质上邪恶。然而在实践中，科技从来不是中性的，因为它带有那些构想、资助、规管并使用它的人之特征。因此，首要的选择并不是对科技说“是”或“否”，而是在建造巴贝耳与重建耶路撒冷之间作选择；是在一种自称要支配诸天的权力，与一群在天主临在中共同劳作、重建兄弟共处之城墙的人民之间作选择。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巴贝耳综合征”，即把利润偶像化而牺牲弱小者，以整齐划一来消解差异，并妄想一种单一语言——即使是数字语言——能够把一切，包括人的奥秘，都翻译成数据和表现。非人化的危险——建造一个排除天主、并把他人贬为工具的未来——是一种古老而常新的诱惑，今天披上了技术的外衣。相反，让我们选择“乃赫米雅的道路”，这条道路强调共同劳作的重要性，使天主之城成为流徙归来者的安全居所。今天的重建，意味着承认：正是从多样的声音与愿景中，虽有时使我们想起口语多样所造成的混乱，却涌现出一种光明的可能。事实上，这就是共同建造的可能，就是把多样性转化为资源，并使聆听与对话成为培育正义与兄弟情谊的共同基础。在这共同使命中，基督徒发现自己独特的角色：把行动导向天主，使多元在祂的光照下不致散失为混乱，反而借着同道偕行的实践，成为人类重新发现其坚固根基及最终归宿的空间。在《默示录》中，若望看见新耶路撒冷“由天主那里，从天上降下”（默 21:2），作为赐予全人类的恩典。这恩宠的神视，也邀请我们基督徒共同劳作，在今日的“城市”中促进和平、正义且有尊严的团体生活。

为公益而建造

建造一座奠基于公益的城市，首先意味着建基于与天主坚定的关系之上。这意味着承认：祂爱的真理召叫我们获得“更丰富”的生命（若 10:10），并与祂共融。我们也能像圣奥思定一样说：“主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于你，便不得安宁。”8 的确，天主已在我们心中铭刻对幸福的渴望，这渴望涵盖生命的一切幅度。教会在与我们时代的男女对话中，认出一项迫切需要：守护这渴望，并引导它走向其最深的真理。

其次，为公益而建造，意味着接纳人性的限度与软弱，而不把它们视为必须修正的错误。今天，人类对圆满生命的渴望，正面临被虚假的目标误导的危险，例如某种科技前景，许诺使我们摆脱一切软弱；又如某些福祉模式，却把整个人群抛在身后。我们常常把希望寄托于无限的“升级”、加剧不平等的进步形式，以及不能医治人创伤的即时方案。其结果是，一些人追逐无限自我伸张的幻象，许多人却被剥夺基本所需。教会以坚定而谦逊的声音提醒我们：真正的圆满并非借着消除软弱而达成，而是借着和谐的成长而实现。它存在于自由与责任同彼此照顾和真正连带相互交织之处，也存在于以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各民族的福祉来衡量进步之处。

第三，建造一个人人都能茁壮成长的世界，需要共同责任与勇气。没有人能单独承担世界所面对挑战的重量；也没有人软弱到不能尽自己的一分，因为“能力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格后 12:9）。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自己那一段城墙：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企业家和工人、教育者和立法者、公民社会、民众运动以及信仰团体。这就是辅助性原则的逻辑；它珍视世代、民族、学科与文化之间的合作，视之为促进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最佳途径。我们不应被张力或差异吓倒，因为当它们由共同责任引导时，能够成为创造性的力量。

最后，为公益而建造，需要一种福音性的语言。我们必须避免羞辱人或制造敌意的话语，转而选择能照亮人心的清晰，以及能开启新可能的坦诚。我们不能纵容天真的热情，也不能煽动无根据的恐惧。相反，让我们确立分辨的准则——人的尊严、财物的普世用途、优先关爱穷人、照料我们共同的家园以及和平——并把这些准则转化为实践，例如负责任的规划、评估人性与社会影响、纳入最脆弱者、推动数字素养，并引导研究与产业走向正义与和平。

保持人性

在刚过去的二〇二五年常规禧年中，我们曾作为希望的朝圣者同行，并蒙受许多恩宠。因这些恩赐而坚固，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地前行，面对摆在前方的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人的尊严受到新的非人化形式威胁时，我们迫切的职责，就是保持深刻的人性。我们必须以爱守护那赐予我们、并在基督内圆满显示出来的人性伟大；其光辉，任何机器都永远无法取代。真正的进步，常常源自一颗向他人开放的心、一种愿意聆听的智慧，以及一个寻求合一而非分裂的意志。

我怀着至诚之心，向所有天主教信友、所有基督徒，以及所有善心男女发出这一呼吁。我们不要害怕在我们时代的“工地”上弄脏双手。让我们效法乃赫米雅，祈祷、明智筹划，并坚忍工作，把天主置于我们行动的首位，把人置于我们抉择的中心。这样，那些“被弃的石头”——穷人、病人、移民，以及我们中最微小的弟兄姊妹——将成为屋角石；在大地上将兴起一座坚固而好客的共同家园，在那里，慈爱与忠信终将相遇，正义与和平必将相亲（参阅 咏 85:10）。这是我们向天主恳求的祝福；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成为共融的建设者，而非巴贝耳的建筑师。我们应作将临天国的仆人，而非注定倾圮之高塔的主人。我怀着牧者与父亲的心，请求众人放弃再建另一座巴贝耳塔，并合力建设公益，使人类永不失其美善，使世界重新认出：人的心，正是天主愿意居住之所。

第一章

忠于福音的动态进路

在本章中，我愿简要说明教会社会训导如何在近代教宗训导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逐渐成形，以显示其动态特质。事实上，在每一个时代，res novae 都要求这项教导在启示真理的光照下回应历史问题。就此而言，人工智能也不应只被视为又一个有待研究的题目，或一个有待处理的危机；它更是一项发展，从内部挑战社会训导的范畴，并要求这些范畴在忠于福音中继续发展。

然而，若在反思各位教宗及其最相关文献的贡献之前，我们不先阐明若干基本原则，说明教会如何存在于历史中、又如何与世界相处，那么这番概述便不易理解。若不如此，社会训导就可能被误解为对“世俗”事务的不当干预，或被视为从上而下强加的外在伦理规范。事实上，社会训导源自一个与人类同行的教会；她承认尘世现实的自主性，也承认教会团体与政治团体之间的区别。也正因如此，教会才努力服务公益。

在人类历史中同行的教会

教会临在于世界，作为整个人类大家庭合一的标记。她承认今日的问题与挑战，正是她履行自身特殊召叫的当前场域：聆听、对话、服务，并回应当代男女生活中的一切关切。参与人们的生活，使教会更清楚明白：她的使命具有历史幅度，并承担着一种责任，即社会关系如何被建立的责任。因此，她不能把自己视为塑造社会力量之外的陌生者。相反，教会积极参与社会成长与组织的进程，并贡献自身力量，以建设一个更公正、更具兄弟情谊的社会。教宗方济各强调了教会使命的这一历史维度：“任何人都不能要求宗教被局限在个人生活的内室，不得影响社会和国家生活，不得关心公民制度是否健全，也不得对影响社会的事件发表意见。”9

教会蒙召并负有责任，在历史的具体处境中陪伴人类，这使她承认尘世现实具有其自身固有的性质与秩序。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牧职宪章 Gaudium et Spes 中，以特别精确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原则；我们曾于 2025 年 12 月 7 日，以感恩之心纪念并庆祝该宪章颁布六十周年：“如果所谓尘世事务的自主性，是指受造物和社会本身享有其自身的规律与价值……那么，这种自主性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0 这一肯定表明，受造界带有原初美善的印记，而我们的人的视野必须保存、培育并使之达于圆满。就此而言，教会献上自己，帮助人在现实的全部深度中诠释现实。她以谦逊而坚定的态度支持那些促进每一个人尊严、团体凝聚以及众人福祉的选择。因此，教会与世界并肩而立，却不压制世界，好使圣神不断在人类心中扶持的正义与和平的许诺，能在每一项人的努力中结出果实。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承认，天主在历史展开中扶持男女的自由，因而肯定教会团体与政治团体之间的区别，并强调二者各自都必须以完全自主的方式运作。教会在世界中的临在，也透过她与公民社会及公共机构的关系而表达出来。教会与这些实体交往，承认社会与政治现实的价值，尊重其特有责任，并支持一切促进个人福祉、巩固社会组织的事物。教会并不主张承担属于国家的职能。相反，她尊重那些服务公益的人，并坚定承认公民机构在社会中所负有的责任。同时，托付给教会的使命，促使她面对我们时代男女真实的痛苦。这种亲近并非出于取代公民机构的意图，更不是对其工作的隐含批评；它源自福音的爱德，推动教会在人的创伤愈发严重地显露时，走近人类的伤口。教会介入时，是效法善心撒玛黎雅人的榜样，以谨慎与亲近行事，并意识到：由紧迫需要所引发的行动，不能成为常态，也不能取代公民团体所固有的制度责任。

从这双重承认出发——即尘世现实的自主性，以及教会与政治职权领域的区别——便能更清楚理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为教会与世界的关系所指明的方向。Gaudium et Spes 提醒我们：“天主全体子民，尤其是其牧者和神学家，有责任聆听并辨别我们时代的众多声音，并在天主圣言的光照下加以诠释，使启示真理得以更深入地探究、更充分地理解，并以更适切的方式表达。”11 聆听“众多声音”并非单纯的社会学操练，而需要属灵的分辨。在圣神引导下，天主子民在文化与社会的转变中，既认出基督临在的标记——他正在来临，并引导历史走向圆满——也认出那些遮蔽他面容的偏差。如此，启示真理的核心并未改变，却得到阐明，并被接纳为活的准则，用以引导具体抉择，启发个人与团体皈依的道路，推动结构性改革，并支持公共生活中新的福音见证形式。因此，历史被理解为教会让自己受圣神教导的场所之一，使她认识福音使人成为更完整的人的力量；她也学会发展自身教导，以服务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万民的福祉。

天主圣言的智慧与人文科学对话

教会视一切真诚寻求“真、善、美”的人为旅途中的同伴，并认为他们是在捍卫每一个人的尊严、照料受造界方面的“宝贵盟友”12。教会采纳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牧灵取向，邀请我们聆听、辨明并诠释时代的征兆；又受圣言智慧的光照，因此并不害怕与人类知识相遇。事实上，天主圣言为建立正义之路、开启民族之间修和与和平之道，提供了可靠的准则。将这些准则应用于我们时代复杂处境时，哲学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学科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并分析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动态。圣若望保禄二世曾指出，教会接纳社会科学的贡献，为的是“从中汲取具体见解，帮助她履行自己的训导职务。”13 与这些知识展开对话，并不削弱福音的力量。相反，它使人能更清楚地辨认出，什么真正促进个人和团体的生命。循此观点，教宗方济各强调，面对许多具体问题，教会并不自称能提出“定论”14，却承认聆听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并鼓励专家之间进行严肃而诚实的讨论，同时接纳不同意见。

教会由福音与人类知识之间这富有成果的对话所滋养，逐步发展出她的社会训导，并在历史中培育出一份智慧的遗产；这遗产具有神学与人类学上的一贯性，根植于基督信仰对人的理解。正因为这份遗产出自信德，以及与信德相应的现实观，它并不是一套技术性解决方案的汇编，也不是一个可与其他模式相对立的经济或政治模式。相反，它属于另一层次15，即那些指导人诠释事件、支撑人以福音精神理解历史进程及其所要求之选择的原则。社会训导的固有功能正在于此：它并不企图取代政治或制度所负的责任，而是愿意成为共同辨明的基础，帮助人辨认并促进一切有助于人的尊严、团体的活力和公益的事物。

社会训导作为共同辨明

明白真理是要与人分享的恩赐，而不是可由人独占的财产，这使教会摆脱以权力为基础来寻求临在形式的诱惑。为重新发现福音式的态度，以温和的方式宣讲真理而不加以强迫，圣若望保禄二世邀请我们诚实省察那些曾经默许“以不容忍，甚至以暴力来服务真理”的时期。16 本着同一精神，我也再次确认，教会“并不自称垄断真理”17，因为真理不是一片必须防守的领地，而是一份应当分享的善。教宗方济各也以他那句有力的话表达了同样观点：“时间大于空间。”18 最重要的，并不是占据权力位置，或保卫文化堡垒，而是开启良善的进程，并使之成熟。这样，福音的真理并非自上而下地强加于人，而是在生命、团体和文化的具体交织中，随着时间而成长。这真理并不惧怕多样性，反而接纳并引导多样性。它并不消除冲突，而是转化冲突，使历史往往分散之物重新合一。这个观念也可借多面体的图像来说明19：在其中，福音的唯一真理从不同角度映照出来。

这种向真理开放的态度，既承认真理为一，又承认其表达具有多样性，深刻体现了教会的大公性；因为教会拥抱整个人类大家庭，同时也投身于各民族和文化的具体处境之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提醒我们，正因这大公性，“各部分把自己的恩赐贡献给其他部分，并贡献给整个教会。”20 这样，教会作为整体，也作为各个地方团体，借着彼此交流，并借着共同努力迈向更圆满的共融而成长。因此，天主子民不仅是从许多民族中聚集起来的，也是借着不同职分、圣召、文化和传统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每一部分都蒙召彼此扶持，彼此丰富。从这个角度看，圣保禄六世承认，鉴于历史处境极其多样，若以为教会社会训导能够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处境的单一答案，是不切实际的。21 因此，他邀请每一个基督徒团体，以清明和负责的态度诠释本国现实。教会使命的普世性与她扎根地方之间这种富有成果的张力，是教会生命的内在面向；因为她涵盖整个世界，同时又把每一个处境中的具体问题，视为福音成形的真实场域来加以回应。

按照以上所说，我们便能更真实地理解教会社会训导。它不是一本有待应用的原则与规范手册，而是一个共同辨明的进程。它诞生于福音永恒真理与历史问题的相遇。它愿意接受时代征兆的挑战，并从科学、文化和人类经验的贡献中汲取滋养。因此，当我们弟兄姊妹的尊严遭受侵犯，当政治未能回应人类的悲剧，当经济转而违背人的利益，或当科学越过自身能力的界限时22，教会——连同其他基督宗派和其他宗教的信徒——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不是为了支配，而是为了促进共融。如此理解，社会训导便成为历史中的共融神学；在这历史中，圣言降生成人者继续借着对话、记忆和先知性临在。

从良十三世至今的社会训导发展

在概述了教会如何临在于历史、如何与世界对话之后，我现在愿意思考教会训导中社会训导的发展；这训导回应了自十九世纪至今日的重大社会转变。当然，我无法充分呈现这一教导的全部丰富内涵；其基本原则已载于 《教会社会训导纲要》，并由近年的教会训导作了进一步探讨。我也无法系统考察我已故可敬前任们的通谕中所发展的一切，尤其是 Laudato Si’ 和 Fratelli Tutti。不过，我将强调若干要点，以说明本文如何与这一传统保持延续。我也愿意指出，在这一传统中，关于人和社会的启示真理之不变核心，如何不断与一种更新的能力交织在一起：即聆听历史处境，并回应当代问题的能力。现在，我将回顾这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重要阶段，首先从 Rerum Novarum 通谕所开启的时期开始。
教会社会训导的最初阶段

我们今日所称的“教会社会训导”，并非现代自发产生的成果。相反，它是教会长期反思社会生活的传统被领受并整理成形的果实；这一传统植根于圣经、教父，以及中世纪和近代在神学与法律方面的发展。虽然“教会社会训导”这一说法，是庇护十二世于1950年所创用，23 但其内容作为一个有机的社会教导 corpus，则始于良十三世的通谕 Rerum Novarum。面对他那个时代的“新事物”——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劳工问题，以及经济和社会的转变——良十三世并未仅仅承认社会动荡的存在，而是把这些处境视为教会牧灵使命的领域。他以严格的分辨审视这些处境，并在福音之光中，在受造于天主肖像的人之完整观照中，阐明其原因和可能的解决途径。圣若望保禄二世认为，这一进路是社会训导的“恒久典范”24：这是一种示范性的实践，教会藉此在面对历史变迁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审察社会现实，对之作出判断，并指出寻求正义解决之道。如此，信仰中恒久不变的内容和教会古老的智慧，便在一项活的训导中得到表达；这训导忠于福音，同时又回应每个时代的“新事物”而不断成长。

良十三世的通谕 Rerum Novarum，是教会社会教导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该文件把劳动和劳动者的尊严置于反思的首位；肯定人有权为自己和家庭获得公正工资；承认人具有根本价值，优先于资本和利润；维护私有财产及其不可或缺的社会作用；重视工人组织；并提出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合作形式，以取代阶级斗争的心态。因此，庇护十一世称之为基督徒社会行动的“ Magna Carta ”25，并不令人意外。在 Rerum Novarum 中，教会关于人及社会生活的古老智慧，取得了一种新形式，能够回应工业时代，并为后来数十年继续发展的社会训导，提供第一个重要的系统架构。良十三世所描述的许多历史条件虽已改变，但至少有两项洞见今日仍极具现实意义：人的劳动优先于任何只专注金融或生产力的思维，并由此特别关注最易遭受剥削的人和家庭；宣讲福音与追求更正义的社会秩序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Rerum Novarum 因而不断提醒我们：真正的福传，必然也会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

庇护十一世的通谕 Quadragesima Anno，发表于1931年，即 Rerum Novarum 四十周年之际，当时正值重大世界经济危机的高峰，标志着教会社会教导向前迈出一步。该通谕并未局限于处理“劳工问题”，而是把视野扩展到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整体结构。通谕谴责经济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批评不受限制的竞争，以及损害个人自由和责任的集体主义方案；强烈肯定工人结社的权利；并重申工资不仅应与劳动表现相称，也应与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相称。在这一框架内，庇护十一世系统阐述了辅助性原则；这一原则后来成为社会训导的基石之一。按照这一原则，凡个人、家庭、中间组织和地方共同体能够完成的事，不应由较高层级的权力机关代为执行。除这些贡献外，庇护十一世在其教会训导的多项介入中——从通谕 Non Abbiamo Bisogno、Mit Brennender Sorge 到 Divini Redemptoris——清楚重申私有财产的社会作用，并谴责各种极权主义形式，因为它们贬损人的尊严，窒息社会生活，把国家抬高到超过其正当价值，并按种族加以歧视。他的社会教导中，至少有三项洞见今日仍特别重要：意识到不义不仅关乎个人行为，也关乎经济和制度结构；重视辅助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加强社团和共同体的组织脉络，同时避免权力进一步集中；以及劳动尊严、公正报酬和家庭真正可能过上有尊严生活之间的联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处境中，以及随后重建的岁月里，庇护十二世的教导为社会训导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圣诞广播文告尤其如此；在这些文告中，他勾勒出一个以正义、和平和承认人的尊严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框架。在这些文告中，教宗主张与社会展开对话，其基础是诉诸自然法；自然法被理解为一套先于个人和国家利益的客观原则，并应规范各国的内部生活及其彼此关系。庇护十二世也把经济和社会秩序中的决定性角色，赋予专业团体、工会以及各种中间组织。他承认这些有组织的社会形式，是维护公民平衡和保护公益的必要保障。他肯定健全法治对于防止权力滥用的必要性，并承认民主是确保权威正当行使的一种方式。同时，他警告人不可试图把法律建立在功利或强力之上，并提醒人们：若国际秩序由强者利益支配，弱小民族便会遭受压迫，国家之间的信任也会从根基上受到破坏。最后，庇护十二世指出，国家之间深刻的经济失衡，是助长冲突的因素之一。26 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有三项准则仍特别重要；当今时代正受到新形式全球权力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所标记：法律必须优先于利益；经济差距会成为紧张和暴力滋生的温床；必须有一个能够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社团网络。这些准则继续提供重要标准，使社会训导能够诠释全球化的动力，并促进一个更正义、更和平的国际秩序。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时期

教会社会训导的一个新阶段，始于圣若望二十三世。他更强调社会问题的全球幅度，以及权利的语言。在 Mater et Magistra 中，他把基督信仰呈现为一道能联结天与地的光。他指出，教会的首要使命固然是圣化人并宣讲永恒的善，但她并不忽视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需要，并关怀一切真实的人性善。27 基于这种对人类的整全视野，若望二十三世强调，社会生活需要在公民与团体的主动性，以及国家的行动之间保持平衡：公民与团体蒙召自我组织、共同合作；国家则必须协调并提供支持，而不压抑个人的自由与责任。因此，他关注工作的公平报酬、工人的参与，以及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几年之后，在 Pacem in Terris 中，若望二十三世首次不仅向信友，也向所有善心人士发言，把人的尊严同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承认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为社会——也包括国际层面的社会——提出一条以真理、正义、爱与自由为基础的道路。28 今日，世界受广泛冲突和全球相互依存的新形式所标记，他思想中的以下方面仍格外重要：其呼吁所具有的普世视野；他把人权视为共同框架；以及他深信，持久和平需要制度，以及民族之间的关系，都受到每一个人尊严的启发。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标志着教会在当代世界中理解自身的一个转折点。在牧职宪章 Gaudium et Spes 中，大公会议呈现了一幅教会的图像：教会亲近人类，投入世界，并致力于反省历史处境的具体现实，而非停留在抽象概念。该文件论及婚姻与家庭、经济与社会生活、政治团体、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它坚持认为，经济与制度结构唯有在服务人的全人发展，并促进所有人负责任地参与时，才是正义的。29 这份大公会议文件对教会社会训导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为主题反省开辟了视野，也在于它的分辨方法：它邀请我们在福音与人类专门知识的引导下，诠释历史变迁。这一进路显示，与世界对话对教会而言并非策略性的选择，而是其使命的具体表达，因为福音如同酵母，能够从内部转化社会结构，并开辟迈向更充分人性的道路。宣言 Dignitatis Humanae 也可置于同一脉络中。在此，大公会议承认，宗教自由是奠基于人性尊严的基本权利，必须由法律予以保障，使人不致被迫违背良心行事，也不致在私下或公开寻求并宣认真理时受到阻碍。30 这一原则在今日具有高度关联性，并继续为社会训导提供决定性的准则，以保护个人，并建设多元而和平的社会。

在圣保禄六世任教宗期间，一种关于和平的理解逐渐浮现：和平不被化约为单纯没有战争，而是在全人发展的范围内成形。在 Populorum Progressio 中，他把发展描述为从较不合乎人性的生活条件，迈向更合乎人性的生活条件。他进一步把发展理解为关乎“每一个人和整个人”的过程，31 也就是说，关乎人的每一个幅度，并关乎所有人，无一例外。因此，保禄六世能够肯定，这样理解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和平的新名号”，32 因为它旨在根除不义与冲突的根源，并为所有人创造更有尊严生活的机会。宗座 Iustitia et Pax 委员会的成立，也应在此光照下来看待：这是尝试在教会与国际层面，为这一洞见赋予稳定形式，同时顾及富国与穷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以及制定真正促进所有人更合乎人性生活条件的政策之需要。

在为纪念 Rerum Novarum 八十周年而写的 Octogesima Adveniens 中，保禄六世把这一视野应用于后工业社会；这个社会以城市化、新形式的贫穷、迅速的文化变迁为标志，并使个人与团体的未来受到质疑。保禄六世认为，尽管福音是在一个与我们今日极为不同的历史与文化处境中被宣讲、写成并生活出来，它的信息并未“过时”。33 相反，它提供了一种关于人、关系、权威和公益的视野，今日仍能指引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选择。换言之，福音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不断变化的处境中，它提供准则，使人分辨什么使人更有人性或失去人性，什么使人获得自由或遭受压迫。对教会社会训导而言，保禄六世最具要求性的遗产正是这一点：只要世界上仍有人被排除在符合人性尊严的发展之外，基督徒团体就不能满足于对和平作理论性的宣讲。相反，它必须从人受边缘化之处开始，让福音审判那些经济与政治结构；这些结构——正如若望保禄二世后来将提醒我们的——可能成为真正的“罪恶结构”。34 如此，在发展的进程中，任何个人或民族都不会被视为可以舍弃。